苛弗尔等　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　1992(1)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江西人民出版社《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第569页（4927字）

不管你喜不喜欢“后现代”这个词汇，都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表示了当代社会文化和思想学术中出现了的和正在出现的某些重大的转变，这些转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感觉、思维和行为方式，因而使得人们无法对这些视而不见。也正因此，关于后现代的话题才会越来越多地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在最初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后现代话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艺术和诸人文学科内。逐步地，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诸社会科学也开始投入其注意力。但在各门关心理解人类与其生活的世界的关系和学科中，心理学对于后现代话题的反应却似乎显得迟钝和冷漠。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美国着名社会心理学家格根(K·J·Gergen)应邀所作的“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的专题报告，可能是心理学家就这个问题的最早发言；到1990年，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杂志第18卷第1期又出了关于“心理学和后现代性”的专刊；而一直到1992年，由丹麦教育心理学家斯丹纳·苛弗尔(Steinar Kvale)主编的《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才使我们第一次较全面地听到了心理学家在这个话题上的声音，或者说第一次较系统地展示了心理学家们对于后现代思想或者说后现代学术话语对心理学这门学科所可能的有意义的理解。

“后现代”是个众说纷纭的语汇，如许多人所了解的，不同的论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各自色彩，并不存在一种含义明确而稳定的用法，人们只是在和“现代”相对应的意义上，才共同使用这一术语。⁽²⁾同样地，也并不存在一种统一连贯的后现代哲学或思想，有的只是不同的学者或思想家对于社会文化之所谓的后现代状况的不同侧面的关注和思索。在法国，利奥塔德(J．F．Lyotard)主要分析了后现代时代中的知识状况，特别是关于它的合法性；福柯(M．Foucalt)突出了知识和权力的关联；德里达(J．Derrida)关注语言和解构问题；拉康(J．Lacan)重新解释了精神分析的潜意识；而鲍德里拉德(Baudrillard)则集中注意对魅力、诱惑和媒体所创造的超现实幻像的分析。在美国，杰姆逊(F．Jameson)视后现代主义为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罗蒂(R．Rorty)则为后现代性导入一种新实用主义的取向。如此种种不同的思索，也只是在其批判和超越现代性的意义上，才笼统地被纳入了后现代的范畴。与上述这种总体的状况相类似，《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一书的作者们对于所谓的后现代思想或者说后现代学术话语对心理学科的意义也并不存在系统连贯、共同一致的看法。如有人认为，后现代话语将导致在元理论层次上重新审视和理解心理学的论题，并将为心理学打开新的视界(K．Gergen，Shotter，Michael and Polkinghorne)；有人则指出，由于“心理科学”这个概念本身深深地扎根在现代主义的假设之中，因而它难以适用于对后现代文化中男男女女的理解和解释(Kvale)；还有人则论证，后现代话语将重新理解像自我这样的心理学概念，重新定位治疗实践的意义(Lather，LΦvlie，Young and Polkinghorne)。但是，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都明显地感受到囿于方法的追求或者说因借助了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而取得合法性的心理学的现代模式在解释、理解、透视人类生活上的幼稚和无力，都期望着新的理解人类和世界之关系的途径，期望着心理学之科学理解和专业实践的更富创造力的形式，而正是这，促使他们在后现代社会文化氛围中重新审视心理学这门学科，并努力探讨后现代话语对于心理学所可能有的意义和影响。以下，我们就分几个主要方面对本书作者们的探讨作一简单的介绍。

1．对专业知识的认识。

现代思想强调客观现实和主观意向的二元对立，强调普遍的社会法则和个体自我的判然二分。在后现代时代中，新的传媒所传播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和观点消泯了现实和想象的任何明确的界线，埋葬了关于客观现实的信念。因此，后现代思想或者说学术话语重视语言概念对于社会现实结构的构造作用，重视由自我关联的符号构成的超现实(ahyperreality of self-referential signs)和当下局部网络中的互动(interaction of local networks)。与此相应，心理学对于知识的探求也会有一个方向的转变，即由对抽象的、普遍的、客观的知识的追求而转向对社会中有用的、局部的知识追求。人们会更重视关于日常生活的具体的、实际的、情境性的知识而非抽象的理论的知识(Gergen，Lather，Polkinghorne，Shotter)。由于其他一些和后现代思想更为合拍的学科如人类学、文学批评、传媒研究、科学社会学等提供了关于人类生活情境的许多新的富有启发性、挑战性的洞见，因而本书作者们在其讨论中常常跳出学院心理学专业知识之外而借取它们的观点。如米切尔(Michael)关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吸取了科学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洛维尔和荣格(LΦvlie and Yonng)对于自我的解构建筑在对艺术和文学文本的分析之上，吕奇尔(Richer)借用了福柯的社会历史研究，波金霍恩(Polkinghorne)对精神分析实践的讨论则在倚重治疗实践中所产生的知识的同时也仰仗于哲学。作者们希望，通过采用和揉合这些学科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心理学能够为理解、洞察人类和文化世界的关系提供新的、有用的知识。

2．对专业实践的认识。

长久以来，在现代心理学中存在着偏向理论的学院心理学和非学院的专业服务实践之间的紧张。随着心理学对于知识的追求和重视由抽象的、普遍的、客观的转向具体的、局部的、有用的，在后现代思想影响下，心理学家们的专业实践将越来越被看作心理学知识的重要源泉。苛弗尔指出了专业实践的复兴象征，并认为，由系统疗法、系统评估，由定性研究等所产生的知识和后现代的知识概念在性质上是接近的。而波金霍恩则认为，关注于治疗服务实践的心理学，虽然不是自觉的后现代的，但却证明了后现代原则对该学科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3．对研究方法的认识。

现代心理学的合法性主要建基在对自然科学的所谓客观方法的采用上。本书作者们对此作了重新审视和评估。格根拒绝把方法看作一种真理的保证或者说护身符，他指出，通过仔细的历史考察即可发现，一直以来所谓的方法体系其实不过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被人们唯一地采用了一个特定的视角而已；在其1991年的着作(The Saturated Self：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中则又说明，当代技术，特别是电子传媒的发展业已为对社会现实进行后现代的多视角的观察研究提供了背景。而波金霍恩则对企图找到一种能够发现普遍的真理，能够提供类似于全能的上帝的观点的现代认识论提出了异议。通观全书各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关于科学研究的完全改观了的观念。研究过程不再被看成是对某种客观的社会现实的不偏不倚的摹写，而是个在具体的、当下局部的情境中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互动而共同构建研究对象的过程。

许多作者都强调定性的、互动的、投入参与的研究，倡导多方法的研究取向，如叙事的、阐释的、解构的取向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作者都在倡导或采用解释性的研究取向的同时，拉瑟(Lather)和吕奇尔吸取福柯的思想观点，警告防止大解释者(Big Interpreter)的倾向，以免心理学的解释演变成另一种权力的潜在使用。

4．解构的倾向和主体的消失。

解构既代表一种倾向，也表示一种方法。“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语汇是破坏(destruction)和建构(construction)之间的混合，它表示着通过破坏而建构的努力和倾向。破坏、取消旧的、陈腐的概念而代之以新的概念。解构也是一种阅读、批评的方法。最初主要使用在文化批评之中，逐步地扩散到其他学科。作为一种方法，它专注于文本内的自我矛盾，关注文本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本书中，许多作者在讨论了解构的意义之后，把它用之于心理学的概念，特别是自我这个概念(LΦvlie，Young，Richer and Lather)。

“主体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subject)已是后现代思想的一句典型的口号。这句口号在本书中的意义和作者们对自我概念的解构分析和理解联系在一起。本书许多作者虽然以解构的姿态审视自我概念，但对自我完全解构却持有异议，他们所拒斥和解构的乃是实体化的自我概念，但认为关系性的自我概念还应该保留，即认为自我作为世界文本(The text 0f the world)的一个成分而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拉瑟指出，真正业已死亡的，是现代话语所假设的统一的、固定的、实质性的主体，这个主体业已为暂时性的、偶然的、其自我认同在不断变化的关系中不断组建和重组的建构性的主体所取代。洛维尔和荣格则也都指出，“主体的死亡”意味着个体自我作为自动的、目的性的本体性的动因观念的终结；个体拘囿于结构和叙事的力量；所谓自我只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不断变换的社会角色，只是多种身份或者说脸面的展示。被认为是世界之中心的恒定的主体死去了，留下来的是作为世界文本之构成成分的个体(角色)。

5．超越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

对于人和世界之关系的后现代思维倾向超越了人们所熟悉的关于心理学是自然科学抑或是人文科学的分歧对立。后现代思想和实证主义哲学家所描绘的自然科学的机械图像相距甚远。确实应该注意到，在当代自然科学中，有一种强调知识的解释性、互动性、关系性的性质，强调预言的灾难和局限，重视知识的所包含的美学的、伦理的性质的倾向，这一点和后现代思想较为接近；而另一方面，后现代思想之文学的、语言学的取向又使它接近于人本主义心理学。但同时，对自我的解构又使它消解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题，即自我实现的目的性个体。事实上，正如苛弗尔指出的那样，行为主义的客观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观主义原本只是同一块现代硬币的两面。在对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设计中，米奇尔通过吸取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一个局部社区中渔民、科学家和自然之间的互动的个案研究，力图超越两者的对立，而把社会的、语言的和自然的三个维度共同整合到其后现代方案之中。

如前所说，《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一书所汇编的文章是我们第一次较全面地听到的心理学家们在后现代话题上的发言，是心理学对于该话题的较早的反应。因而，关于心理学这门学科，在后现代社会文化氛围和学术话语面前应该如何应对尚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其实，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应对。但是，本书作者们所奉献的上述这些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长期以来囿于方法追求和考究，故步自封于“只说是怎样，不说应该怎样”而隐居于社会文化视野之外的现代心理学而言确实是一种新的刺激。1994年，格根在一篇文章中呼吁“心理学家应该受到鼓励把其声音加入到关于‘应该怎样’的文化对话中去。(“Exploring the postmodrn”in“American psychologist”1994．49〔5〕)就此而言，本书的各篇文章确实可以说为拓展心理学的视野作出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