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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前三年(甲子、前177)

书籍:资治通鉴 朝代:司马光作者:北宋
汉纪六汉文帝前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

  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丁酉晦(疑误),出现日食。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丁卯晦(疑误),出现日食。

  诏曰:“前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国。乙亥,以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文帝下诏说:“先前诏令列侯回各自的封地,有的人辞别而未成行。丞相是朕所倚重的人,应为朕率领列侯返回各自封地!”十二月,文帝免去周勃的丞相职务,命令他前往封地。乙亥(十四日),文帝任命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废太尉之官,将其职责归属丞相。

  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

  夏季,四月,城陽景王刘章去世。

  初,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得幸,有娠。及贯高事发,美人亦坐系河内。美人母弟赵兼因辟陽侯审食其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杀。吏奉其子诣上,上悔,名之曰长,令吕后母之 ,而葬其母真定。后封长为淮南王。

  当初,赵王张敖向高祖献上一位美人,美人得 幸而怀孕。等到赵相贯高谋杀高祖的计划败露,美人也受株连被囚禁于河内。美人的弟弟赵兼,请辟陽侯审食其向吕后求情,吕后嫉妒美人,不肯为她说话。美人这时已经生子,感到愤恨,便自杀身亡。官吏将其所生之子送给高祖,高祖也有后悔之意,为婴儿取名刘长,令吕后收养,并葬其生母于真定。后来,高祖封刘长为淮南王。

  淮南王早失母,常附吕后,故孝惠、吕后时得无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为不强争之于吕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常宽假之。是岁,入朝,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见辟陽侯,自袖铁椎椎辟陽侯,令从者魏敬刭之;驰走阙下,肉袒谢罪。帝伤其志为亲,故赦弗治。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淮南王。淮南王以此,归国益骄恣,出入称警跸,称制拟于天子。袁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上不听。

  淮南王刘长自幼丧母,一直亲附吕后,所以在孝惠帝和吕后临朝时,没有受到吕后的迫害;但他心中却常常怨恨辟陽侯审食其,认为审食其没有向吕后力争,才使他的生母含恨而死。及至文帝即位,淮南王刘长自认为与文帝最亲近,骄傲蛮横,屡违法纪;文帝经常从宽处置,不予追究。本年,淮南王入朝,跟随文帝去苑囿打猎,与文帝同乘一车,经常称文帝为“大哥”。刘长有勇力,能举起大鼎。他去见辟陽侯审食其,用袖中所藏铁椎将他击倒,并令随从魏敬割他的脖子。然后,刘长疾驰到皇宫门前,袒露上身,表示请罪。文帝感念他的为母亲复仇之心,所以没有治他的罪。当时,薄太后及太子和大臣们都惧怕淮南王。因此,淮南王归国以后,更加骄横恣肆,出入称警跸,自称皇帝,上比于天子。袁盎进谏说:“诸侯过于骄傲,必生祸患。”文帝不听。

  五月,匈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掠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击右贤王;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右贤王走出塞。

  五月,匈右贤王侵占河南之地,并纵兵盗掠居住于上郡边塞的少数部族,杀掠人民。文帝亲临甘泉,派遣丞相灌婴率征发的车骑八万五千人,到高进击右贤王;又征发中尉所掌领的步兵,由卫将军指挥,驻守长安。匈右贤王逃出塞外。

  上自甘泉之高,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复晋陽、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余日。

  文帝从甘泉到高,因而临幸太原郡,接见他身为代王时的旧日部属,都给予赏赐;并诏令免征晋陽、中都人民三年的田税,在太原逗留游玩了十多天。

  初,大臣之诛诸吕也,朱虚侯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之。兴居自以失职夺功,颇怏怏;闻帝幸太原,以为天子且自击 ,遂发兵反。帝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长安。诏:“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赦之。”八月,济北王兴居兵败,自杀。

  当初,朝廷大臣铲除诸吕之时,朱虚侯刘章功劳尤其大,大臣们曾许诺把全部赵地封给他为王,把全部梁地封给其弟东牟侯刘兴居为王。及至文帝得立为帝,得知朱虚侯、东牟侯当初打算拥立齐王刘襄为帝,故有意贬抑二人的功劳,等到分封皇子为王时,才从齐地划出城陽、济北二郡,分别立刘章为城陽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刘兴居自认为失掉了应得的侯王之位,功劳被夺,颇为不满;现在听说文帝亲临太原,以为皇帝将亲自统兵出击匈,有机可乘,就发兵造反。汉文帝得知刘兴居举兵谋反,诏令丞相和准备出击匈的军队都返回长安,任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统领四位将军、十万军队出击刘兴居;任命祁侯缯贺为将军,率军驻守荥陽。秋季,七月,文帝自太原返抵长安。文帝下诏书:“济北境内吏民,凡在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就归顺朝廷和率军献城邑投降的,都给以宽赦,且恢复原有的官职爵位;即便是追随刘兴居参预谋反的,只要归降朝廷,也可赦免其罪。”八月,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

  初,南陽张释之为骑郎,十年不得调,欲免归。袁盎知其贤而荐之,为谒者仆射。

  当初,南陽人张释之当骑郎,历时十年未得升迁,曾打算辞官返归故里。袁盎知道张释之是个有德才的人,就向文帝推荐他,升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 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 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陽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陽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以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啬夫。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张释之跟随文帝,来到禁苑中养虎的虎圈,文帝向上林尉询问禁苑中所饲养的各种禽兽 的登记数目,先后问了十多种,上林尉仓惶失措,左右观望,全都答不上来。站立于一旁的虎圈啬夫代上林尉回答了文帝的提问。文帝十分详细地询问禽兽 登记的情况,想考察虎圈啬夫的才能;虎圈啬夫随问随答,没有一个问题被难倒。文帝说:“官吏难道不应像这样吗!上林尉不可信赖。”于是,文帝诏令张释之去任命啬夫为管理禁苑的上林令。张释之停了许久,走近文帝说:“陛下以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文帝回答说:“他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陽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呢?”文帝答:“长者。”张释之说:“绛侯周勃、东陽侯张相如被称作长者,他们两人在论事时尚且有话说不出口,哪能效法这个啬夫的多言善辩呢!秦王朝重用刀笔之吏,官场之上争着用敏捷苛察比较高低,它的害处是空有其表而无实际的内容,皇帝听不到对朝政过失的批评,却使国家走上土崩瓦解的末路。现在陛下因啬夫善于辞令而破格升官,我只怕天下人争相效仿,都去练 口辩之术而无真才实能。在下位的受到在上位的感化,比影随景,响应声还快。君主的举动不可不审慎啊!”文帝说:“您说得好啊!”于是不给啬夫升官。文帝上车返回皇宫,令张释之为陪乘。一路上缓缓而行,文帝询问秦朝政治的弊端,张释之都给以质直的回答。车驾返抵宫中,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

  时隔不久,太子与梁王共乘一车入朝,经过司马门,二人也未曾下车示敬崐。于是,张释之追上太子和梁王,禁止他们二人进入殿门,并马上劾奏太子和梁王“经公门不下车,为不敬”。薄太后也得知此事,文帝为此向太后免冠赔礼,承认自己教子不严的过错。薄太后于是派专使传诏赦免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入殿门。由此,文帝更惊奇和赏识张释之的胆识,升他为中大夫;不久,任命他为中郎将。

  从行至霸陵,上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帝称善。

  张释之随从文帝巡视霸陵,文帝对群臣说:“嗟乎!我的陵墓用北山岩石做外,把麻絮切碎填充在间隙中,再用漆将它们粘合为一体,如此坚固,难道有谁能打得开吗!”左右近侍都说:“对!”唯独张释之说:“假若里面有能勾起人们贪欲的珍宝,即便熔化金属把整个南山封起来,也会有间隙;假若里面没有珍宝,即便是没有石墩,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啊!”文帝称赞他说得好。

  是岁,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这一年,张释之被任命为廷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动了为皇帝驾车的马匹;于是,文帝令骑士追捕,并将他送 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处置意见:“此人违犯了清道戒严的规定,应当罚金。”文帝发怒说:“此人直接惊了我乘舆的马,仗着这马脾性 和,假若是其他马,能不伤害我吗!可廷尉却判他罚金!”张释之解释说:“法,是天下公共的。这一案件依据现在的法律就是这样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众。况且,在他惊动马匹之际,如果皇上派人将他杀死,也就算了。现在已把他 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典范,稍有倾斜,天下用法就可轻可重,没有标准了,百姓还怎样安放自己的手脚呢!请陛下深思。”文帝思虑半晌,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按“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其后,有人偷盗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而被捕,汉文帝大怒, 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判案意见:按照“偷盗宗庙服御器物”的律条,案犯应当在街市公开斩首。汉文帝大怒说:“此人大逆不道,竟敢盗先帝器物!我将他 给廷尉审判,是想将他诛灭全族;而你却依法判他死罪,这是违背我恭奉宗庙的本意的。”张释之见皇帝震怒,免冠顿首谢罪说:“依法这样判,满够了。况且,同样的罪名,还应该根据情节逆顺程度区别轻重。今天此人以偷盗宗庙器物之罪被灭族,若万一有愚昧无知之辈,从高祖的长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将怎样给他加以更重的惩罚呢?”于是,文帝向太后说明情况,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刑意见。

  四年(乙丑、前176)

  前四年(乙丑,公元前176年)

  冬,十二月,颍陰懿侯灌婴薨。

  冬季,十二月,颍陰懿侯灌婴去世。

  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陽武张苍为丞相。苍好书,博闻,尤邃律历。

  春季,正月甲午(初四),汉文帝任命御史大夫陽武县人张苍为丞相。张苍喜读书籍,博闻多识,尤于律历之学。

  上召河东守季布,欲以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者;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 ,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崐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文帝召河东郡郡守季布来京,想任命为御史大夫。有人说季布勇武难制、酗酒好斗,不适于做皇帝的亲近大臣,所以,季布到京后,在官邸中滞留一个月,才得到召见,并令他还归原任。季布对文帝说:“我本无功劳而有幸得到陛下 信,担任河东郡守,陛下无故召我来京,必定是有人向陛下言过其实地推荐我。现在我来京,没有接受新的使命,仍归原任,这一定是有人诋毁我。陛下因一人的赞誉而召我来,又因一人的诋毁而令我去,我深恐天下有识之士得知此事,会有人以此来窥探陛下的深浅得失!”文帝默然,面露惭色,过了好久才说:“河东郡,是我重要而得力的郡,所以特地召你来面谈。”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

  文帝提议让贾谊出任公卿,许多大臣贬责贾谊说:“这个洛陽人,太年轻,学问不深,极力要掌握大权,扰乱朝廷大事。”于是,文帝以后也就疏远贾谊,不采纳他的意见,把他外放为长沙王的太傅。

  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悬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薄太后亦以为勃无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绛侯始诛诸吕,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绛侯周勃在前往封地之后,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行县级属地来到绛地,周勃都深怕他们是受命前来捕杀自己,经常身穿铠甲,令家中人手执兵器,然后与郡守、郡尉相见。其后,有人向皇帝上书,举告周勃要造反,皇帝 给廷尉处置,廷尉将周勃逮捕下狱,审讯案情。周勃极为恐惧,不知怎样对答才好;狱吏逐渐对周勃有所凌辱。周勃用千金行贿狱吏,狱吏就在公文木牍背面写了“以公主为证”,暗示周勃让公主作证。公主是指文帝的女儿,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她为妻。薄太后也以为周勃不会谋反。文帝朝见太后时,太后恼怒地将护头的帽絮扔到文帝身上说:“绛侯周勃当初在诛灭诸吕的时候,手持皇帝玉玺,身统北军将士,他不利用这一时机谋反,今天住在一个小县,反而要谋反吗!”文帝此时已见到了周勃在狱中所写的辩白之辞,于是向太后谢罪说:“狱吏刚刚证实他无罪,就要释放他了。”汉文帝派使者持皇帝信节赦免绛侯周勃,恢复他原有的爵位和封地。绛侯周勃获释之后说:“我曾经统帅过百万雄兵,但怎知狱吏的尊贵呢!”

  作顾成庙。

  兴建顾成庙。

  五年(丙寅、前175)

  前五年(丙寅,公元前175年)

  春,二月,地震。

  春季,二月,发生地震。

  初,秦用半两钱,高祖嫌其重,难用,更铸荚钱。于是物价腾踊,米至石万钱。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

  当初,秦行用半两钱,高祖嫌半两钱过重,使用不便,另行铸造荚钱。至此时,物价暴涨,一石米贵至一万钱。夏季,四月,文帝下诏:另行铸造四铢钱;废除禁止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崐。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柰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中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贾山亦上书谏,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上不听。

  贾谊提出批评说:“现行法令允许天下公开雇人熔铸铜、锡为钱币,有敢掺杂铅、铁取巧谋利的人,就处以黥刑。但是,铸钱的人都以获利为目的,如果不杂以铅铁,就不可能获利;而只要掺上很小比例的铅和铁,就会获利丰厚。有的事容易引起后患,有的法令能导致违法犯罪;现在让平民百姓掌握铸币的大权,他们各自隐蔽地铸造,要想禁止他们在铸钱时为获厚利而取巧舞弊,即便是每天都有人因此而被判处黥刑,也禁止不住。以往,百姓因此犯罪而被判刑的,多的一县可至数百人,被官吏怀疑而受到逮捕拷打和为传讯而奔走的人,那就更多了。设立法律去引诱百姓犯罪受刑,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铸钱令更严重呢!另外,民间习惯使用的钱币,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使用轻钱,一百枚须添若干枚,使用重钱,又不按标准数使用。官府规定的货币在 易中不具有权威地位,对此,如果官府采取强硬手段来统一市场币的话,事情一定会很繁琐、很苛酷,而且力难胜任;如果官府放纵的话,市场上流行各种钱币,币制就陷入混乱。可见,如果关于钱币的法律不完善,到哪里寻求标准呢!现在,放弃农业而开山采铜的人日益增多,扔下农具而去炼铜铸钱、烧制木炭;质量低劣的钱币每天都在增加,五谷粮食却无法增加。善良的人受此风气的引诱而做出了罪恶的事情,谨慎怕事的人也被裹挟犯罪而受到刑罚甚至于杀戳。惩罚杀戮百姓是很不吉祥的,为什么疏忽了呢!朝廷了解到它的祸患,大臣们必定会建议说‘禁止私人铸钱’。但是,如果禁止的方法不对,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法令禁止私人铸钱,就必然导致钱币减少、币值增加;这样一来,铸币的获利就更大,私人违法铸币就如同风起云涌,用弃市的重刑也不足以禁上盗铸。违法犯罪防不胜防,法律禁令屡遭破坏,这是用于铸币的铜造成的后果。铜分布在天下百姓手中,所造成的祸害是很大的,所以,不如由朝廷控制铜的流通。”贾山也上书提出批评意见,认为:“钱币,本是无用之物,却可以用来换取富贵。使人获得富贵,本来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权柄;让百姓铸币,是使百姓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文帝不采纳这些意见。

  是时,太中大夫 通方 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 钱布天下。

  这时,太中大夫 通正得到文帝的 幸,文帝为了使 通成为巨富,就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赏赐给他,让他采铜铸钱。吴王刘濞境内的豫章郡有产铜的矿山,他召集了许多不向官府登记户籍的流民开矿铸钱;在吴国东部用海水煮盐;所以,吴王刘濞不必向百姓收取赋税而官府费用却极为充裕。于是,吴国和 通所铸造的钱币流通于全国。

  初,帝分代为二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是岁,徙代王武为淮陽王;以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

  当初,文帝把代国封地分为两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这一年,文帝把代王刘武改封为淮陽王;改封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得到了原代国的全部封地。

  六年(丁卯、前174)

  前六年(丁卯,公元前174年)

  冬,十月,桃、李华。

  冬季,十月,桃树、李树都不合时令地开了花。

  淮南厉王长自作法令行于其国,逐汉所置吏,请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从之。又擅刑杀不辜及爵人至关内侯;数上书不逊顺。帝重自切责之,乃令薄昭与书风谕之,引管、蔡及代顷王、济北王兴居以为儆戒。

  淮南王刘长自设法令,推行于封国境内,驱逐了汉朝廷所任命的官员,请求允许他自己任命相和二千石官员;汉文帝违背自己的愿望同意了他的请求。刘长又擅自刑杀无罪的人,擅自给人封爵,最高到关内侯;多次给朝廷上书都有不逊之语。文帝不愿意亲自严厉地责备他,就让薄昭致书淮南王,委婉崐地规劝他,征引周初管叔、蔡叔以及本朝代顷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骄横不法、最终被废被杀之事,请淮南王引以为戒。

  王不说,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事觉,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奏:“长罪当弃市。”制曰:“其赦长死罪,废,勿王;徙处蜀郡严道邛邮。”尽诛所与谋者。载长以辎车,令县以次传之。

  淮南王刘长接到薄昭书信,很不高兴,指派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余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合谋,准备用四十辆辇车在谷口发动叛乱;刘长还派出使者,去与闽越、匈联络。反情败露,有关机构追究此事来去脉;文帝派使臣召淮南王进京。淮南王刘长来到长安,丞相张苍、代行御史大夫职责的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等大臣启奏:“刘长应被处以死刑。”文帝命令说:“赦免刘长的死罪,废去王号;把他遣送安置在蜀郡严道县的邛邮。”与刘长通谋造反的人,都被处死。刘长被安置在密封的囚车中,文帝下令沿途所过各县依次传送。

  袁盎谏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致此。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袁盎进谏说:“皇上一直骄 淮南王,不为他配设严厉的太傅和相,所以才发展到这般田地。淮南王秉性刚烈,现在如此突然地摧残折磨他,我担心他突然遭受风露生病而死于途中,陛下将有杀害弟弟的恶名,可如何是好?”文帝说:“我的本意,只不过要让刘长受点困苦罢了,现在就派人召他回来。”

  淮南王果愤恚不食死。县传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今为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户。

  淮南王刘长果然愤恨绝食而死。囚车依次传送到雍县,雍县的县令打开了封闭的囚车,向朝廷报告了刘长的死讯。文帝哭得很伤心,对袁盎说:“我没听你的话,终于害死了淮南王!现在该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斩杀丞相、御史大夫以向天下谢罪才行。”文帝立即命令丞相、御史大夫逮捕拷问传送淮南王的沿途各县不开启封门送食物的官员,把他们全都处死;用列侯的礼仪把淮南王安葬在雍县,配置了三十户百姓专管看护坟墓。

  匈单于遗汉书曰:“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 。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皇帝即不欲匈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帝报书曰:“单于欲除前事,复故约,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

  匈单于给汉朝廷送来书信说:“前些时候,皇帝谈到和亲的事,与书信的意思一致,双方都很喜悦。汉朝边境官员侵夺侮辱我匈右贤王,右贤王未经向我请示批准,听从了后义卢侯难支等人的计谋,与汉朝官吏相互敌对,断绝了两家君主的和好盟约,离间了兄弟之国的情谊,为此我惩罚右贤王,命令他向西方寻找并攻击月氏国。由于苍天降福保佑,将士良,战马强壮,现已消灭了月氏,其部众已全部被杀或投降,月氏已被我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附近的二十六国,都已归匈统辖,所有擅长骑射的游牧部族,都合并为一家,北部由此而统一和安宁。我愿意放下刀兵,休息士卒,牧养马匹,消除以前的仇恨和战争,恢复原来的结好盟约,以安定双方边境的民众。如果皇帝不希望我们匈靠近汉的边境,我就暂且诏令匈的官民远离边界居住。”汉文帝复信说:“单于准备消除双方以前的不愉快,恢复原来的盟约,朕对此极表赞赏!这是古代圣明君主追求的目标。汉与匈相约为兄弟,用来赠送单于的东西是很丰厚的;违背盟约、离间兄弟情谊的事情,多发生在匈一方。但右贤王那件事情发生在大赦以前,单于就不必过分责备他了!单于如果能崐按来信所说去做,明确告知大小部属官员,约束他们不再违背和约,守信用,就遵守单于信上的约定。”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初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其后不久,冒顿死去,他的儿子稽粥继位,称为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刚继位,文帝又指派一位宗室的女儿翁主嫁给他做单于阏氏,并派宦官、燕地人中行说去辅佐翁主。中行说不愿意去匈,汉朝廷迫他去。中行说恼怒地说:“我一定要使汉朝廷深受祸患!”中行说到匈以后,就归降了单于,单于很 信他。

  初,匈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牧。其遗汉书牍及印封,皆令长大,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大单于。”

  当初,匈喜好汉朝的缯帛丝绵和食品。中行说劝单于说:“匈的人口,还不如汉朝一个郡的人口多,然而却是汉的强敌,原因就在于匈的衣食与汉不同,不需要仰仗于汉朝。现在,假若单于改变 俗,喜爱汉朝的东西;汉朝只要拿出不到十分之二的东西,那么匈就要都被汉朝收买过去了。最好的办法是:把所得的汉朝的丝绸衣裳,令人穿在身上冲过草丛荆棘,衣服裤子都撕裂破烂,以证明它们不如用兽毛制成的旃裘完美实用;把所得的汉朝的食物,都扔掉,以显示它不如乳酪便利和味美可口。”于是,中行说教单于的左右侍从学习 文字,用以统计匈的人口和牲畜数量。凡是匈送给汉朝的书信木札以及印封,其规格都增长加宽,并使用傲慢不逊的言辞,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大单于”。

  汉使或訾笑匈俗无礼义者,中行说辄穷汉使曰:“匈约束径,易行,群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故匈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云有礼义,及亲属益疏则相杀夺,以至易姓,皆从此类也。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喋喋占占!顾汉所输匈缯絮、米,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汉朝使者有人讥笑匈 俗不讲礼义,中行说总是驳难汉朝使者说:“匈的约束简捷明确,容易实行;君臣之间坦诚相见,可维持长久;一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那样容易统一协调。所以,匈的伦常虽乱,但却必定拥立宗族的子孙为首领。现在中原汉人虽自称有礼义,但随着亲属关系的日益疏远,就相互仇杀争夺,以至于改姓,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咳!你们这些居住于土室中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多说了,喋喋不休,沾沾自喜!汉朝送给匈的缯帛丝绵、好米酒曲,要数量足够,质量好就行了,何必多说话呢!而且,你们所给的东西,如果数量足、质量好,就算了;如果数量不足、质量低劣,那就等到秋熟时,用我们匈的铁骑去践踏你们的庄稼!”

  梁太傅贾谊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梁国太傅贾谊向文帝上疏说:“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很难在一篇上疏中一一列举。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唯独我认为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那些说天下已经安定大治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阿谀逢迎,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之地;现在国家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在您面前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案,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使为治,劳志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崐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劳神苦思,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享受的乐趣与现在相同,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匈归顺,百姓 良朴素,陛下在世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太宗,得以上配太祖共享祭祀,与大汉天下永存,创设准则,标立纪纲,成为万世的法度;即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仍可以安享太平。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使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能够辅佐您,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呼!

  “封立的诸侯王过于强大,就必定产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封王多次遭受祸殃,陛下经常为此担忧,这根本就不是安定君主保全臣子的好办法。现在有的诸侯王,本是陛下的亲弟弟,却图谋称东帝,有的本是陛下的亲侄子,却要发兵向西攻打京师;最近又有人检举吴王要图谋不轨了。现在陛下正当壮年,朝政没有过失,恩德有加,他们还做出这般事情;更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王国,权力几乎是上述几王的十倍呢!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不治。

  “但是,现在天下却基本安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许多大国的封王年龄还小,不到成|人的时候,汉朝廷所任命的太傅、相正控制着王国的权力。再过几年,封立的诸侯王基本都成|人,血气方刚,朝廷所任命的太傅、丞相只能称病辞职而被罢免,诸侯王在封地内,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都是他所安置的私人 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会做出不同于淮南王、济北王谋反的事情来吗!那时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像尧和舜那样的圣人,也无法做到。

  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呼!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加之何!

  “黄帝说:‘中午陽光最好的时候,一定要晒东西!手中握有利刃的时候,就要不失时机地宰杀牲畜。’现在如果按照这一原则行事,要保全臣子、安定君主很容易做到;如果不早采取措施,等到骨肉之亲已犯罪,再去诛杀他们,难道与秦朝末年君臣兄弟相互残杀有什么不同吗!那些自恃强大而谋反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廷已幸运地战胜了他们,却又不改变异姓王所以能够造反的客观条件;同姓诸侯王也会仿效他们而图谋叛乱,这已有征兆了,其形势又同以前一样。祸患的变化,不知它的去向,像陛下如此英明的皇帝在位都不能平安,保证社会安定,后世又会怎么样呢!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我私下追寻前事的踪迹,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先造反。长沙王国崐只有二万五千户百姓,在高祖封立的功臣王中,长沙王吴芮功劳小,但他的封国保存最完整,与朝廷的关系疏远,但却最忠心。这不仅因为吴芮的为人与其他诸侯王不同,也是国小势弱这种客观形势使他这样的。假设当初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各自占据数十城的封地而称王,到今天很可能已经残灭了;假若让韩信、彭越一类人物,受封为彻侯而安居,他们得以保全至今,也是可能的。那么,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计就可知了:要想使受封的诸侯王都忠于朝廷,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国小势弱;要想使臣子不被诛杀剁成肉酱,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最好的方法是分封许多诸侯王国而削减每个王国的实际力量。王国势弱就容易约束诸侯遵守礼义,封地狭小诸侯就不会有野心。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躯指挥胳臂,胳臂指挥手指,都能服从命令,诸侯王国的封君不敢产生异心,从四面八方一致听命于天子指挥。分割王国的封地,定立制度,把齐、赵、楚各分为若干个小国,使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后世子孙都按次序得到其祖先的一份封地,土地全部分割完毕为止;那些封地被划分为许多小国而国王的子孙很少的封国,先把分割的小国建立起来,暂时空悬封君之位,等生育了子孙之后,再让他们做先已建立的小国的封君;原属诸侯王国所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天子都不贪图,这样做只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而已。如果做到这些,就是让婴儿做皇帝也会安宁无事,甚至于皇帝去世,只留下遗腹之子,群臣对先帝的衣物朝拜天下也不会发生动乱;这样,皇帝在世时可以实现大治,后代人也会称颂圣明。陛下是怕谁而迟迟不这样办呢!

  天下之势方病大,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也,又苦。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天子,臣故曰非徒病也,又苦。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目前天下的形势,正如同一个人得了足肿病一样,一只小腿几乎与腰一样粗,一个脚指几乎与大腿一样粗,平常屈指伸腰的活动都不能如意,一两个脚指搐痛,全身都无法应付。错过目前时机不给以医治,必定成为无法医治的顽症,以后即便是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目前的病还不仅仅是得了浮肿,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楚元王的儿子,是皇帝陛下的堂弟;可现在的楚王,却是陛下堂弟的儿子了。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的亲侄子;可现在的齐王,却是陛下侄子的儿子了。与陛下血缘很亲近的人,有的还没有被封立为王,以稳定天下,而那些与陛下血缘很疏远的人,有的却已经手握大权,开始形成对天子的威胁了。所以我才说国家形势之险恶,不仅仅如同人得了浮肿一样,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我所说应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个疾病。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天下的形势,如同一个人正在脚朝上,头朝下倒吊着一样。天子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天子是尊贵的君主。被称为蛮夷的四方部族,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是卑贱的臣属。现在匈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夺地方,劫掠人民,极为不敬,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奉送黄金、丝绵和采邑的丝织品。双脚反而在上,头颅却在下面,这样倒吊着,谁也不能解救,国家到了如此地步,能说国家有贤人吗?这是值得人们为之流涕悲伤的。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胜,可为流涕者此也。

  “现在陛下不去进攻强敌而去猎取野,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圈养的子,沉湎于微不足道的娱乐之中而不考虑消除大患,威德声望本来可以远播,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外的地方,朝廷的威望和政令没有效力了。这又是值得为之流涕悲伤的事。

  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 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崐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现在平民居住的房屋,可以用皇帝的衣饰材料装饰墙壁;地位下贱的妓女戏子,可以用皇后的头饰来打扮自己。况且,皇帝自己身穿粗丝黑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天子的皇后用来加在衣领的边饰,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满足不了一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不受寒冷之苦,怎么能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聚来分食吃,要想使天下人不受饥挨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 迫,要想使他们不做奸邪的事,是不可能的。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分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 者亡几耳。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 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鞅抛弃礼义和仁爱恩惠,心思全在于进取;他的新法在秦国推行了两年,使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后就出去当卑贱的赘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示出施恩的表情;母亲来拿簸箕扫帚,立即遭到责骂;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竟与公爹并排而坐;媳妇与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秦人只知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 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直到现在,秦人的这种残余风俗还未改变,抛弃礼义,不顾廉耻的风俗,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在发展,每年都有不同。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现在甚至已有子弟杀其父兄的了。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 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安然不觉惊怪,耳闻目睹都不能引起注意,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归向正道,这不是庸俗的官吏能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处理文书档案的工作,而不知道治国的大体。陛下自己又不忧虑这些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怎么不现在就确定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上下下各有等级,秩序井然,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呢!这一制度一确立,后世子孙可以久安,而后代君主就有了可以遵循的准则了。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就如同横渡 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 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 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 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 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贯如自然。’ 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 亥而教之狱,所 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 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 积贯,则左右而已崐。夫 、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 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曰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尊位都传袭了几十代,秦作天子却二世而亡。人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维持了长期的统治,秦无道而十分短促呢?这个原因是可知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按照礼义对待他,有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到南郊举行礼仪,沿途经过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婴儿时起,就已经接受了道德礼义的教育。到太子儿童时期,略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员用孝、仁、礼、义去教育他,驱逐奸邪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这时,天子从天下臣民中审慎地选择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相处,一起活动。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事,所听到的都是正言,所实行的都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一直与正人相处,他的思想言行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方言一样;经常与不正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不正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地的人不能不说楚地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就如同天性,习惯就如同自然。’学习 礼义与开发智力同步进行,一起增长,所以无论如何切磋都无愧于心;接受教化与思想见解一起形成,所以道德礼义观念就如同天生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有教育、辅佐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局面全变了,秦始皇派赵高做 亥的老师,教他学习 断案判刑, 亥所学到的,不是斩首、割人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 亥头天当了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出以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政,把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众,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随便。难道这仅仅是因为 亥天性凶恶吗?是由于赵高诱导 亥学习 的内容不符合正道。民间俗语说:‘前车覆,后车诫。’秦朝所以很快灭亡,覆车的辙迹是可见的;但如不避开,后车又将倾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习惯中养成善良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 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一样,吃奶的欲望 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长大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虽经多重翻译都无法相互 谈,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到那里生活,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就正了,太子正天下就可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 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崐于将某一行为在它即将发生之前给以制止,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作用难知。用奖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如金石;实施这样的法令,准确无误如春夏秋冬四季;有了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能认为先王不使用奖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杜绝在尚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自己不知不觉地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孔子说:‘审理讼案,我与别人一样;然而我一定要使讼案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首先应审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在内确立,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于外。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完全覆灭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本来就是一个大器物;现在人来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情况,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周武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子孙相传数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几乎祸及自身,而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这样说:‘要判断某人所说的道理正确与否,必须观察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 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去观察、分析呢!君主的尊贵,如同大堂,群臣好像堂下的台阶,百姓如同平地。所以,如果有九层台阶,堂的边角远离地面,那么,堂就显得很高大;如果台阶没有层,堂的边角接近地面,堂就很低矮。高大的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堂屋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情势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明君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这个等级序列的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

  里谚曰:‘欲投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呼!被戮辱者不泰迫呼!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呼!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 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 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 知尊尊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不饰’;坐污秽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俗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怕砸坏器物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对于那些接近皇帝的亲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君子,所以对大臣可以命令他自杀而不能刑杀和侮辱。正因为如此,刺面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都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就在君主身边;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敢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的年龄,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接受惩罚,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崐主有不敬行为。现在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高级官员,都是天子要改容礼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现在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剃须发、断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正如同堂没有台阶了吗!遭受杀戮凌辱的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吗!不提倡廉耻,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就要虽有朝廷大员的地位却像刑徒罪隶那样毫无羞耻之心了吗!望夷宫事变,秦二世被判重罪,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惯 。我听说:鞋不管怎样光鲜,都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不管怎样破旧,不能用来垫鞋底。如果一个人,曾经出任过高级官员,天子曾庄重地对他以礼相待,吏民曾对他俯伏表示敬畏,现在他有了过失,陛下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斥退也可以,命令他自杀也可以,诛灭也可以;如果陛下下令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管理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恐怕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熟知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贬责,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礼敬显贵的。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废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是‘不饰’;有犯了污秽乱、男女杂居罪名的,不说他|秽,而是说他‘帷薄不’;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即是确实犯了罪,仍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还是迁就他,为他避讳。所以那些罪在严谴、斥问范围的大臣,听到严谴斥问就身穿丧服,白帽悬挂毛缨,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专用于官员请罪的请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有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割他的脖子。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斩下首级。君主可以说:‘您自己犯有过失,我对您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爱;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臣子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 俗如果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都只考虑操行,而不去考虑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放心地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君位继承人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啊!放着这样的事不做,却长期地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我说,这是值得深沉地叹息的。”

  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贾谊是因绛侯周勃先前被逮捕下狱,直到最后也没有查出罪证,所以用这样的话来讽劝文帝。文帝认真地采纳他的建议,注意用礼义气节对待臣下,从此之后,大臣犯罪,全都自杀,不受刑杀的凌辱。

  七年(戊辰、前173)

  前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冬季,十月,文帝下诏令规定:对列侯的母亲、夫人、诸侯王的儿子以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不经批准,不得擅自逮捕。

  夏,四月,赦天下。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灾。

  六月,癸酉(初二),未央宫门前的东阙上的楼阁罘发生火灾。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民间传唱着有关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了感到不安。

  八年(己巳、前172)

  前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夏,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崐,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上弗听。

  夏季,文帝封淮南厉王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文帝一定要重立淮南国,就上疏进谏说:“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臣民谁不知道他的罪恶!陛下免其死罪而流放他,这已是他的幸运了,他自己得病而死,天下臣民谁不说他该死!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恰恰会导致朝廷承担毁谤之言。刘安等人年岁渐长,怎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春秋时期楚国的白公胜为了给父亲报仇,报复的对象是他的伯父和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想取代君主占有楚国,只是想发泄怒火实现自己的愿望,敏捷地用手把利刃插入仇人的胸膛,本是要同归于尽而已。淮南地虽小,但黥布曾用它起兵争夺天下,汉朝廷能战胜他,只是天幸。给予仇人足以危害朝廷的资本,这个决策并不高明。给予他们大量积蓄的资财,他们不是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广阔的都市复仇,就可能像专诸、荆轲那样在朝廷之上行刺。这就是所说的给盗贼送上兵器,给猛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考虑!”文帝没有听他的话。

  有长星出于东方。

  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九年(庚午、前171)

  前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春,大旱。

  春季,发生大旱灾。

  十年(辛未、前170)

  前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冬,上行幸甘泉。

  冬季,文帝去往甘泉宫。

  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将军薄昭杀了汉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国法杀他,就派公卿去与他喝酒,想让他自杀,薄昭却不肯自杀;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杀。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臣司马光曰: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确实很果断,但却有损于义。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舅父,似乎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当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还健在,她只有这一个弟弟薄昭,文帝杀薄昭毫不留情,这不是孝顺母亲的做法。”我却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不分关系亲疏,无所回避,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撑腰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素来被称为长者,文帝不为他选择贤人做师傅去约束他,却任用他掌握兵权;他骄横犯上,以至于敢杀朝廷使者,不是依仗有人撑腰而如此大胆吗!假设文帝赦免了他,那与后来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又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舅父之家,皇帝应能让他们安享富贵,不应给他们干政的权力,既然违法犯罪,却又不得不按法律论处。”这是讽刺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导致了以后的恶果,魏文帝的评论,是很正确的。由此看来,要想宽慰太后之心,还是从开始就谨慎地行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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