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良心

摄于奥克兰一树山

写过《一滴泪》的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曾经这样描述他对于沈从文在1960年代的印象：他把苦难看作理所当然，他把信心看作理所当然，他的脸上总有菩萨一样的笑。确实，在1930年代，沈从文一个月可以目睹好几大百人的被杀，会听见无数谈论和杀头相关系的事情，这个从小不好好读书，喜欢爬树摸鸟，下河抓鱼的湘西男人，似乎并没有多少湖南人的性格，那种要死要活霸蛮的劲，只有在他的文字里才会出现。他和那种概念化的讲述湖南人性格的评论完全不一样。他大抵因为接触了太多的生与死，又隔着精神上和时代变化发生的距离，模糊得连自己都无法判断——，他不是不清楚所有价值和道德变化的内容，而是对于变化的推动力以及方向感觉到不可预见。人类不过是一直往前行走的存在，却并非一条河流，他得懂得自己未来的变化方可以放心，没有了明天，心理会不踏实。于是，沈从文关于湘西所有的文字，都变得焦虑不安。他是文艺的青年，当时正好在青岛教书，从湘西的河流到渤海湾的山东，我一直在思考：沈从文当时如果只是出于教学上的需要来变化自己的文体，那么这一支撑的理由依然非常脆弱。他应该一直徘徊在过去时光和变化时代之间的空隙地带，这个地方仿佛战争的歇息中间，枪炮声已经没有了，硝烟散尽，到处是令人心慌的安静。如果你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读到一份时间上的不安，读到一份身心所在之境的不安，那么，你的阅读就会迎面而来遭遇沈从文的精神世界。

摄于奥克兰一树山

这个精神世界，离不开他文字的干净，轻盈，溪流之晨薄雾一样的梦幻。但他不是一个被人误判的浪漫主义，他却是一个始终固执得要命的现实主义者。所以，他从来不去虚构任何故事或者人物。一切记忆追究于他的生与死，纠缠于他的白天与黑夜，那些和时代隔着不远的人事，让他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里，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太熟悉生死的匆忙了，没有第二个比他更加接近死亡。他目睹死亡，目睹那些平常得令人震惊的躯体的消失，在一切不被历史和生活所记忆的那些小人物里，他却安排了整个时代来做背景，即使太多的时候，这样的背景过于模糊。这是他的聪明智慧之处。背景越是模糊，那些与人事发生关系的故事的意义就越值得深究：淡化历史的空隙正好留给了活跃于精神层面上的人事，于是，沈从文机智而安静地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全部历史进程的批判性，他娴熟地运用朴素的笔触，有意识地和当时所有的作家们保持距离，他是独特的边城的存在。他的作品里，那些关于湘西人事的记述，一直带着一种冷静的态度，很多时候，很冷很冷，让我这样的读者必须惊醒过来，那些隐藏于码头，吊脚楼，渡船，山歌，矿井，商贩，戴皮帽子的人，和女人死去活来的土匪，所有这一切里面的生命情感，都值得我们反复深入。

摄于教堂湾

所以，一旦触及到这样一种令人惊讶万分的冷静，就不由得让人走到关于生命的意义上。沈从文保持了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的形式：他一直让自己的小说散文保持一种仪式感，边城的一切来得从容，来得自然，来得委婉，来得天生就富于永恒感，他一直保持一种平衡，哀伤和死亡，爱情和逝去，存在与消亡，一切都平放在沅水流域上和边城的小地方，他极少去破坏这样的平衡和冷静，即使在他一直忍不住的议论里，你都会觉得沈从文过于仁慈过于善良过于承受人性上不应该到来的不可预见性。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代里理解那些不可预见的要素对于生命的影响，恰好是沈从文的伟大之处。这是他的哲学，他的出发点，他得让读者懂得他的心思，而不是山水和单纯的边城人物的命运。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读者误读了他的文字世界误读了他的精神旷野，所以，在成为作家成为一个关于命运的思考的人这里，沈从文不断谈及自己的寂寞。要深入他的世界，你得从寂寞入手，要懂得他的作品，离开寂寞别无他途。寂寞并非是单指沈从文的个人存在，而是要深究于他的边城世界对于整个时代的启发。

摄于教堂湾

后来有一个顾城谈及寂寞，和沈从文的意思是一样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旦进入真正的文字世界，就会连同自己的生命都放进去。他们太善于思考，而几千年的历史余绪并不见得让他们安心和宁静。保持对于存在的静穆思考，第一需要内在的独立能力，第二需要持续的批判精神，第三需要透过静穆发现不可预见的时代里那些悲剧的情愫。因为正视历史过程里违拗于人性尊严的眼光，他们的作品才具有文学最深邃骄傲的本质：悲悯。这是一种不可摧毁的道德力量，唯有这样的道德光芒，比如沈从文的泥土里爆发出来的，或者比如闪耀于顾城的草叶上的，才有力量来支撑中国文学赋予人生和社会的责任。在这一点上，让我想起了奥登伟大的作品《1939年9月1日》，让我想起了《一个人的圣经》，让我想起了在绝望时代里那些从来就不会安静的灵魂，一旦历史失去这些灵魂，历史的记录就不仅仅是苍白，而且是对于历史本身的亵渎。

伟大的文学家和深刻的思想家成为社会和历史的良心，唯一的意义就是：让历史在当时醒着，让历史在后来更加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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