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与辛丑年间事
在不远的以前，中国人的纪年采用的还是天干地支的历法，这种历法每60年便重新来一遍。历朝历代也就是这样过来的，并无什么不妥。只是这样历法到了大清帝国的时候，沉痛的事一件一件多了起来。这种纪年在标记时间的同时，还多了许多其他内容。
庚子（1900年）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辛丑（1901年）是20世纪的启首一年。此种西洋历法的纪年，对于彼时的大清帝国来讲，乃是多事之秋。对于大清臣民来讲，此时的庚子年是光绪26年，辛丑年是光绪27年，与往年并无太大不同。更不会有世纪衔接之际恍然一新的期待。大清臣民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当今圣上正值春秋鼎盛，即便外侮接踵而来，生计上日渐艰难起来，却依然是可以捱得过去的岁月。
戊戌（1898年）年间的“百日维新"所斩落的人头和血迹到了庚子这一年已经不被人提起了。从1840年到1900年这六十年间，在大清帝国臣民的日常生活中，洋布、洋沙、洋花边、洋袜、洋巾已经属于常见之物了，而煤油、洋烛、洋电灯等新兴之物在帝国的东南已经出现了，而洋铁、洋针、洋钉也已经比较普及了，更有火轮船、洋火车之类的可以通行，这些东西都被冠以“洋玩意”以示区别。物美价廉不说，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些“洋玩意”蜂拥而至。有了“洋玩意”，“土东西”可以生存的空间就少了许多。在这些“洋玩意”与“土东西”行销的街面上，游民渐渐多了起来。大家无所事事，就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找活路。
随着“洋玩意”来的，还有洋人和洋教。洋人再怎么说都是人，洋教对于大清臣民来讲就显得特别陌生了。洋学堂、洋装书、洋话、洋服、洋教堂等林林总总让大清臣民们觉得与自己格格不入，显得那么突兀与神秘。
经历了前二年戊戌年变法之后，紫禁城里的老佛爷在心底便另有主张了。在庚子年伊始之时，西太后诏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这一举动让满朝文武在心里为当今圣上光绪帝捏了一把汗。“立储君”本为朝廷根本。但是这件事很快就传到洋人的耳中，对于英美来讲，戊戌年间的事他们映象深刻。而西太后擅自改弦更张，这一立储实在有太多变数在其后了。而对于西太后来讲，在立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道理好讲！
也就是在庚子这一年的1月，直隶省的拱卫之所山东省渐渐生出一些乱子来。在山东的胶州湾成为风暴的起点，“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借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履起”。“下流社会尤其急烈，以恨德人者推展而及所有之欧洲人”。因之而有“义和拳会名目树旗起事，以”扶清灭洋“为名，百姓”云集响应，所在蜂起”。
在给朝廷的奏报中，有关义和团的内容渐渐多了起来，5月19日山东巡抚袁世凯报告说“入其教者，虽名为习拳练技，实为演诵符咒，诡称神灵附体，舞枪操棒，形类疯颠”，“如欲赴某村讹抢，则分送传单，先期征召，迨齐集后，逐一吞符诵咒，焚香降神，杂逐跳舞。为首者指挥部署，附会神语，以诳其众。临阵对敌，……其头目手执黄旗，或身着黄袍，背负神像，其徒众分持枪刀及鸟枪抬炮，群向东南叩头，喃喃作法，赴而赴斗，自谓无前” （见《义和团档案史料》）
对于义和团可用还是不可用，朝廷的意见也是见势而为的。在庚子这一年经过四次御前会议，面对英美逼人之势，西太后决定对此宣战，宣战上谕这样说：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同不待以怀柔。追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
拒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扮循，彼乃益肆袅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嗬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我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
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披猖，震动欲辅……肤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金同。近钱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程。彼仗作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宵，礼义干槽，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汽，陷阵冲锋，抑或尚义捐货，助益怕项，朝廷不惜破格愚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肤即刻严诛，决无宽货。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肤实有厚望焉钦此。
在这道谕旨中，“凡远人来中国者”皆是敌。至于敌具体是谁，这道谕旨中也没有说清楚。朝廷的态度一旦明确，蜂拥之众即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而此时的朝廷也无形中因立场及态度不同而分裂开来，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了。这道谕旨是6月19日颁发的，于是就有了“太后与载漪谋，欲籍（义和团）以遂其志”的局面，而义和团等待这个消息已经有些时日了。
义和团来势汹汹，其时出现的“龙团”（驻端邸）、“虎团”（驻庄邸）、“仙团”（驻大公主邸）诸种拳团，唯大师兄命。男练义和拳，“习拳者持咒而面东南方，三诵而三揖，即昏绝于地。顷之手足伸屈，口作长歔，一跃而兴，舞蹈不已。”其咒文有：“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灵，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女练红灯照，红灯照则“皆处女为之，亦安炉奉香。每出行，数十为群，左手执帕右执扇，皆红色，拦街舞蹈，若跑秧歌状。前后以黄衣力士护卫，遇行人必使面壁长跪，俟其过尽乃行。其附体之神，则有樊梨花、穆桂英、张桂兰、刘金定等类，亦摭自说部。”
庚子年6月义和团入京，同时，八国联军2000余人也开始向北京进发。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从大沽炮台到北京，八国联军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到了。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中记述了1900年6月2日夜间发生在天津火车站的一幕：
每一次齐射之后，我们都听到了刺耳的号叫声，只见红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团民们仍然挥舞着大刀长矛，高喊着：“义和拳！红灯照！”向车站前进。......月亮照耀着这些丧失理智的莽汉，照耀着他们的大刀和旗帜。一排子弹射过去，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
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两天，“义和团外乡之人，连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这一段记录在《庚子记事》之中的见闻现在读起来都会让人觉得诧异。数十万人如潮水一般涌来，又如潮水一般消无声息的消失了。对于在北京的居民和使馆区的人来讲，的确出乎意料之外。只剩下一个兵燹之后的京城和惶惶不知未来的紫禁城。
在《中国近代史的新陈代谢》中作者曾这样写道庚子年间的这一事件：指出愚昧不是为了嘲笑愚昧，万千来自下层社会的人们汇聚到神道观念之下，手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勇敢的对抗帝国主义的火炮快枪，在这个过程里，愚昧会升华为悲壮。
这一幕也是庚子年间最为壮烈的一件事，随后的事情不是割地就是赔款，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这一年，愚昧也通过自己奋力一击证明了愚昧的不可行。除了悲壮之外，还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庚子年间的这一事件，也让大清臣民彻底的将残存的自信心失去了。毕竟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神明都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
在接下来的辛丑这一年，对于整个大清帝国的臣民来讲，都是一个巨大苦难的开始，割地、赔款不说，还需要签字画押，《辛丑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不是别的，而是“门户开放”这四个字。越洋而来的洋人及洋货终于看到了一个敞开的大门。对于西洋诸国来讲，花费了六十年的时间算不上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到辛丑这一年，“门户开放”终于成为一个貌似不可逆的接受。对于大清帝国来讲的辛丑年，是西洋纪年的1901年，的确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这个新开始只是针对西洋诸国而洋才有这样的意义。在重重大门之内的那个国家来讲，还只是艰难路程的一个开端。
后记：反复读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尤其喜爱“庚子与辛丑”一节的叙述，这篇文章也是脱胎于此。这一节阅读起来颇为沉重，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我对于探寻历史的真相没有兴趣，但是在探寻过程中，还是可以知道一些自己想知道、想了解的一些事。对于未来，从过去也可以发现一二端倪。有些事的发生，拦都拦不住！只能硬生生的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