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外宣,从学习开始

近日来，读了姚遥博士的《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书，有所思考。

自8月入职以来，笔者就算入了外宣的一行。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中央级媒体人民日报针对海外华人华侨而专门设立的报纸，现在每日发行100多万份，在海外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它成为海外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但是对于笔者个人来说，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虽然在学校学了7年的新闻，但是对于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却知之甚少。在修课中也基本上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对于笔者来说这是全新的挑战。但个人觉得很庆幸的是，我可以放低姿态，把自己当成一张白纸，从头开始学习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的知识，同时进行实践，在实践中获取和深化认识。

姚遥博士的这本书，就是笔者从学术著作方面入手开始学习对外宣传的开始。在我的个人认知里面一直觉得，想要在一个方面获得更好的发展，就需要从了解历史开始。“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可以知道事物发展的脉络，了解过去发展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在以后的实践中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正如赵启正先生在书的序言里提到这本书“将新中国的国际关系史与对外宣传史并行回顾，以丰富史料和典型案例为依据，勾画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对外宣传事业的历史沿革，对‘文革’等不同时期的教训和失误也都没有回避，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论述和分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理论研究和软实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学理参考与实践启发”。

读完本书，对我自己来说受益匪浅。以前对于外宣的认识都是模模糊糊的实践认识，比如在看新闻的时候会知道领导人在某个国际会议上发表了演讲，或者在某国的知名媒体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总体来说，这是一些感性认识。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或者说并没有将这些认识整合起来，形成更为深刻的理性认识。但是通过读完这本书，可以将自己的了解到的知识初步地组成一个体系，对外宣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下面具体来谈谈读完书之后，自己的一些认识。

第一，对外宣传与国家的外交工作密不可分。在书的绪论中，作者就明确提出，新中国对外宣传史，事实上与其对外关系史有着更为贴近的逻辑联系，其历史分期也应参照对外关系的阶段划分。从整本书的论述来看，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会使这个时期的对外宣传重点发生转变。在书中，作者以十年为期将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分为了六个阶段，“50年代是‘联苏抗美’，60年代是‘反美反苏’，70年代是‘联美抗苏’，80年代是‘不结盟’，90年代‘伙伴关系’，21世纪初是‘和谐世界’”。在不同的外交工作重点之下，会有这不同的对外宣传策略。

在书中的每一个章节作者都列举了每个时期外宣的重要事件。比如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与苏联成为盟友，共同对抗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对外宣传中，主要就是宣传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同时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批评。

第二，对外宣传的主体应该不断丰富。美国50年代成立了美国新闻署，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其含义就是由政府支持的、旨在影响别国舆论的交流项目，主要工具是书籍、图片、广播、电视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概念看似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属性，但是公共外交作为国家外交工作的工具，就印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属性，因为它从属于了这个政府，政府是如何，公共外交的方向就如何。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对外宣传工作借鉴其中的一些概念，来丰富我们自己的对外宣传概念和活动。

尤其是公共外交中的主体多元化和传播双向性，都是值得我们对外宣传借鉴的。作者将进行对外宣传的主体进行了划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机构、中央媒体、人民团体、国有文化企业和社会公众六个主体。笔者个人感觉，国有文化企业的传播主体概念其实有些狭窄了，应该扩展成为整个中国企业。如今的中国对外投资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外的各种表现，其实都是外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企业不仅仅包括国有企业，还有私营企业，比如华为、中兴等等；不仅是文化企业，还有制造企业、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等等，所有在外进行投资和建设的企业，都是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主体。

传播的双向性也是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就是注意收集国外领导人和社会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如今的中央媒体越来越多会采访国外的领导人，大型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等。社交媒体的发展为我国和国外社会公众的沟通架起了重要的桥梁。几家重要的中央级媒体都在FB、Twitter上开设账号，向国外的社会大众展示中国。

第三，对外宣传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国有句俗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国外人不是鬼，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会导致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直囿于我们自己的宣传话语体系之内会使得我们闭门造成，做无用功。

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让笔者印象深刻。在1954年瑞士日内瓦会议期间，由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在驻地播放中国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试映的时候，收效很差。周总理就出了一个主意，将邀请函上写成“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没想到，却取得了奇效。对外宣传并不是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还要考虑外国人接受的程度。《梁祝》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国外却并不知道。但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国外也是家喻户晓，巧妙的借用它的名字，就为加强了我们的宣传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成立30周年的批示中表示，“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这为我们国家下一步的外宣工作指明了方向，尤其是“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这就要求我们在外宣工作中，不仅要考虑如何将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全面地表达出来，还要思考如何能够让海外读者更加易于接受。这项工作任重道远。

第四，传播内容更加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外宣工作，应该说是以政治传播为主，主要是表达我国在涉及自己利益以及一些重要国际事件中的立场，对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我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报道甚少。改革开饭之后，政治性的对外宣传依然是重点，但是文化宣传逐渐走到台前。减少一些意识形态的对抗，多一些文化上的宣传交流，更易于在普通民众中获得更多的共鸣。与法国、俄罗斯互办文化年，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等等，文化外宣正在以越来越强劲。

12月初，在北京刚刚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是我国在十九大结束之后的首场主场多边外交活动，也是我党第一次邀请如此多的国际政党来华进行研讨。在十九大报告中，有一段话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地位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韬光养晦”的对外策略正在逐步改变。过去一直是我们接受国外的文化宣传，十九大之后，要更加着力地对外宣传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也正是在北京举行政党对话会的题中之义。

第五，丰富传播方式和方法。对外宣传，不仅仅要做到自建平台，还要充分利用国外已经有的平台。除了平台，对外传播的方式和方法也要丰富起来。在国内，现在拥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新社等多家外宣媒体，这是我们外宣的主要阵地。互联网如今是一个新的平台，而且任何国家，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上发声发表言论，这对于补充我国的外宣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也要学会利用国外的平台。首先就是利用国外的媒体，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其实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在国外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就是很重要的一项外宣工作。现在，我国领导人经常会在一些国外知名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来介绍我国的情况，阐明我国的立场。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常态化，这是好事。但是不够，不仅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发文章，在外宣中，我国的政府、社会团体等都要发挥主动性，主动要国外媒体供稿，在文章中全面展示中国。其次，就是利用好多边国际组织或者国家会议的平台。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在五年多的时间出席了众多的国际会议场合，发表了很多著名的演讲，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是一个好现象，是一个值得发扬的做法，同样这还不够。如今的民间交流越来越多，应该利用民间国际会议的场合，参会的中国嘉宾要利用好这些民间国际会议场合，宣传和展示中国。政府与民间在对外宣传上形成合力，外宣才会焕发出强大的活力和生机。

姚遥博士的书籍可谓是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如今的我一边要实践，自己本身就在做着外宣的工作，可以说是在一线感受国家的外宣工作。一边还要在理论上加强学习，了解我国的外宣的历史，思考未来外宣的方向，要更加注重在如何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让国外的人接受，扩大我国的影响力。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