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2)
以王立强夫妇为例：温情浮现的可能及前提
《在细雨中呼喊》的“我”刚被领养的时候，李秀英的呻吟和王立强的叹息让“我”饱受惊吓。神经质的李秀英和严肃木讷的王立强共同营造出了一股阴森恐怖的家庭氛围，这正是余华的拿手好戏，它一点也不出乎我们的意料。事实上，这个家庭的建立本身就颇为可疑，“他们都不喜欢婴儿，选中六岁的我，是因为我能够干活了。……他们选中了我，让我吃饱穿暖，让我和别的孩子一样获得上学机会，同时也责骂和殴打过我。”在这样一种冷冰冰的契约关系中，我们隐约读解出了熟悉的“冷漠”。情节似乎按照我们对于余华的预期大步流星地向前推进，我们几乎马上可以给出这样的结论：血缘联系的“冷漠”像传染性病毒一样蔓延到了纯粹的家庭关系上，哪怕是重新组建的、毫无血缘联系的家庭，也终究不能幸免于难。
然而，当李秀英干脆地对“我”说“别人打碎的，关你什么事”时，事实似乎在悄悄发生变化。果然，在随后的“标语事件”中，李秀英再次坚定地站在了“我”这一边，她的尖利和气愤无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在“我”愤而绝食之后，王立强焦急不已，而当“他把我从地上扶起来，用手轻轻触碰我脸上的青肿时，我一下子就哭了”。“他把我背在脊背上，双手有力地托住我的大腿，向校门走去。我的身体在他脊背上轻轻摇晃，清晨时还那么坚强的自尊，那时被一种依恋所代替。我一点也不恨王立强了，我把脸靠在他肩膀上时，所感受的是被保护的激动。”“我”的眼泪并非余华虚伪的作秀，“我”的激动和依恋可以毫不费力地被我们所接受，进而产生共鸣；引发我们共鸣的不是别的，正是余华作品中那久违的“温情”。
在这两个略显古怪的人物身上，余华对“冷漠/温情”的二元对立进行了用心良苦的调和和统一。“我”与王立强夫妇组建的全新家庭，被余华有意塑造为由“冷漠”到“温情”的过渡；而且毋庸置疑，“温情”是这个家庭内部关系的主调，以致于“王立强的突然死亡，在年幼的我那里，始终难以成为坚实的事实，而是以消息的状态，在我眼前可怕地飘来飘去”。实际上，这个奇怪的家庭本身已经具备了向“冷漠”发展的可能性及所有必要条件，然而余华对于其内部关系“温情”的定位毫不犹豫。从这个意义上讲，先前所有的“冷漠”表现，似乎都是在衬托余华的坚定与果断，余华的这种处理方式及其背后隐藏的态度，无疑耐人寻味；也就是说，余华要颠覆的，是且仅是血缘联系。在血缘联系与家庭关系媾和的时候，余华对于家庭关系的涂抹和修改只是迫不得已；一旦家庭关系能够脱离血缘联系而独立存在，那么余华对家庭关系的描写便迅速实现对传统话语的“回归”。脱离了血缘联系的家庭关系，是“温情”得以浮现的前提条件。
在余华的文学世界里，无论是前期的先锋作品，还是后期的“妥协”创作，这条定律都屡试不爽。充满了神秘主义“冷漠”描写的《一九八六年》，由于一个重新组建的家庭的存在，使得读者们还能够感受到徐徐温暖，温馨的场景在这个家庭里随处可见：
那年父亲拿着一个皮球朝她走来，从此欢乐便和她在一起了。多少年了，他们三人在一起时总是笑声不断。父亲总是那么会说笑话，母亲竟然也学会了，她则怎么也学不会。好几次三人一起出门时，邻居都用羡慕的口气说：“你们每天都有那么多高兴事。”那时父亲总是得意洋洋地回答：“那还用说。”而母亲则装出慷慨的样子说：“分一点给你们吧。”她也想紧跟着说句什么，可她要说的没有趣，因此她只得不说。
重新组建的家庭内部这种温情脉脉的关系，在《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两部长篇中发展到了极致。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一乐不是许三观的亲生儿子，而是许玉兰与李小勇偷情所生，许三观因为这个孩子受尽了人们的歧视与侮辱。然而，许三观对许一乐视如己出，在三个孩子里，许三观最喜欢一乐：“一乐像我，二乐像你（指许玉兰），三乐这小崽子像谁呢？”“许三观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在说三个儿子里他最喜欢一乐，到头来偏偏是这个一乐，成了别人的儿子。有时候许三观躺在藤榻里，想着想着会伤心起来，会掉出来眼泪。”为了给患肝炎的许一乐筹集医药费，许三观一路卖血，而且是隔三五天就去卖一次，在松林卖血的时候甚至险些丧命。
到了《兄弟》，余华终于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家庭，这个家庭由两名丧偶男女各自带着一个“拖油瓶”结合而成。然而这个家庭异常地温馨和睦，尤其参照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为背景来看，这样的“温情”就更显得不可思议地理想。其实，《在细雨中呼喊》前那篇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两个人的历史》，早就将“温情”浮现的这种可能性加以最大限度的强化。作品中两个并无恋爱和婚姻关系的异性，却保持着长久的温情。他们原本具备建立家庭的可能，也就是存在创建血缘联系的可能；换言之，这篇作品实际上是对“前血缘联系”进行的一次正面叙写。两人之间“温情”得以绵延不绝，只能再一次证明“血缘联系”的罪孽深重。
事实上，打破血缘联系，重新组建一个全新的家庭，这本身就是对血缘联系的一次现实否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便不难理解余华对于重组家庭的偏爱。通过对于“温情”描写的补足，余华完成了对所有家庭伦理关系的简单划分：所有以血缘联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庭，其内部关系必然表现为复杂的“冷漠”；而只要家庭关系能够脱离血缘联系而独立存在，那么它就必然会以坚韧的“温情”姿态出现。这条武断甚至有些粗暴的逻辑通过“冷漠/温情”这个二元对立，从一正一反两个角度，分别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反抗以至颠覆。
不过，颠覆日常生活经验的反抗姿态，并非余华的终极目的；不破不立，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废墟上建构出自己的“内心真实”，才是余华真正的动机所在。下一篇文章，我们将详细解读余华创作观念的代表作——《虚伪的作品》；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创作谈，也是我认为余华写得最棒的一篇宣言。
（未完待续）